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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内地报业的自律模式及成立报评会的前景 北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君超博士 (2010年月9日25日)


摘要中国内地的报业自律模式,是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公约与中国式的传播运动相 结合。在缺少一个专门的报业评议会的情况下,受理与接受读者投诉,皆通过非常设机构公布的投诉电话或电邮。由于自律公约不甚完善,以及有关部门对报刊侵犯 受众隐私的现象不够重视的缘故,都给内地报业的职业道德建设造成隐患。作为报业编者与读者冲突的解决策略,成立报业评议会是一个问题解决之道。中国内地应 根据实际情况,借鉴国际与香港报业评议会的经验,成立专门的报业评议会组织。

 

【关键词】 报业评议会 媒介自律  职业道德 公共传播运动

 

根据世界报业与新闻工作者协会在巴黎发布的“2010年世界收费日报发行量前100名排行榜”,中国连续两年有26家报纸(其中大陆25家,台湾1家)进入世界日报发行量百强行列。其中《参考消息》名列第6名,《人民日报》名列第10名。中国成为世界上榜数最多的国家和日报总发行量最高的国家,继续保持世界报业第一大国的地位。[1]

从总量上来看,截至20105月,中国大陆拥有1937家报纸、9851家杂志,新闻出版业直接就业人数为449.7万人(不包含数字出版单位就业人员)。与此不相协调的是,中国大陆至今没有一个类似报业评议会的自律性组织。在“新闻评议会”的概念范畴里,新闻界只有一个地方性的北京市网络新闻评议会。那么,中国报业的自律是如何实现的?中国大陆是否需要一个报业评议会?

一、中国内地报业的自律模式

1. 自律公约模式

   新闻自律是新闻职业主义的制度化。新闻职业主义的内在要求,决定新闻媒体必须实行自我约束,并制定相关的自律公约。中国大陆虽然至今没有一部《新闻法》,却有10部关于职业道德的行业规约。20108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下文简称“三教办”)将其收入《中国新闻作者法律手册》一书,以此作为新闻界全行业自律的规约。

接受笔者访谈的中宣部、中国记协、中国报业协会的有关人士[2],无一例外地认可这些规约对新闻从业者的约束作用。比如,200911月 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有以下自律条款:“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行为,不利用职业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利用新闻报导发 泄私愤,不以任何名义索取、接受采访报导对象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不向采访报导对象提出工作以外的要求”;“维护采访报导对象的合法权益,尊重 采访报导对象的正当要求,不揭个人隐私,不诽谤他人”。

这 一守则在《中国新闻工作法律手册》中被列入“新闻行业自律规范”,说明中国记协将其视为一个“公约”性质的自律守则。但其“附则”规定:“对本《准则》, 中国记协各级会员单位要结合实际制定相应实施细则,认真组织落实;全国新闻工作者要自觉执行;各级各专业记协要积极宣传和推动,欢迎社会各界监督。”诸如 此类的要求,使得这一自律性的公约具有了“他律”的性质。该书中所列的与报业相关的自律公约,还有《报业自律公约》、《中国新闻摄影工作者自律公约》。

当 然,单靠这类公约来约束新闻工作者的行为,来实现报业自律是不现实的。因为自律公约的内容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分化,近年来新闻界的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尤其是有偿新闻、虚假报导、低俗之风、不良广告,更成为新闻界的“四大公害”。虽然有关公约会根据形势需要而不断 修改,但仍不能对随时出现的报业问题做出同步反应,从而使得报业从业者面对“无约可依”的遗憾。

比如,1999128日中国报业协会发布的《报业自律公约》中,竟然缺少与自觉遵守职业道德有关的具体条款;20051017日,由中国摄影学会发布的《中国摄影工作者自律公约》,也没有不许拍摄裸露、尸体等令人反感的镜头的条款,而世界上许多媒介自律公约都有类似的规定。BBC的 自律守则指出:“我们不应过多地在痛苦和受难的景象上拖延时间,应该把镜头从受害者身上挪开以显示尊重。如果我们不得不在与受害者亲属接触之前,就把死者 或者伤者清晰可辨的照片发表出来,那么我们需要对可能由此引起的痛苦格外谨慎小心。”台湾省一份传媒自律文件也写道:“报导死亡新闻,应避免播出死尸画 面”。[3]2000年,香港报业评议会开始将香港4个业界团体[4]共同制定的《新闻从业员专业操守守则》作为专业守则的基础。该守则规定:“记者在拍摄意外事件时,应顾及受害人及其家属的感受,尽量把对他们的心理影响及伤害减到最低。”

20108月, 获得“人民摄影金镜头组委会”金奖的照片《挟尸要价》(如下图),因暴露一具救人牺牲的大学生尸体,而遭到诸如著名学者陈力丹、著名新闻评论员储瑞耕等人 的质疑。但是,在《中国摄影工作者自律公约》中却找不到禁止照片暴露尸体的条款。也就是说,该照片虽然并不违反自律公约,但拍摄者的职业道德水准仍应受质 疑。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认为,造成新闻界“公害”横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缺少新闻行业自律的监督与仲裁机构也是原因之一。” 他认为:“虽然新闻行业内部已制定了不少行规行约,但由于缺少监督与仲裁机构,仅靠媒介机构和新闻从业者个人的自省、自查、自纠,许多违反职业道德、侵害法人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往往得不到有效制止。”[5]

2.中国式的传播运动模式

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的自律,除上文所述新闻工作者自觉遵守有关自律公约之外;还包括中国记协等相关部门发起的“宣传教育活动”。

负有“推动和监督新闻工作者遵纪守法”责任的中国记协(All-China Journalists' Association),2003年 与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新闻界广泛深入地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 德的学习教育活动,即“三项学习教育运动”。这项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增强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维护队伍形象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为配合这项活 动实施,20094月,中国记协等单位成立“三教办”,负责推动行业自律和处理受众对报业及其他新闻媒体的投诉,延续了中国记协1997年设立的举报中心、自律维权处和1998818日成立的“维护新闻工作者合法权益委员会”的功能。20094月“三教半”成立至当年底,共通过电话、邮件、传真接受公众投诉260件,处理200件。

受理和处理公众投诉的模式,大体上延续了1997年中国记协发布的《关于建立新闻工作者接受社会监督制度的公告》中所规定的程序,可以表示如下:

               
 

受理公众投诉

 
 

督促媒体处理

 
 

选择典型案例公开发表

 
     

督促处理被投诉的新闻从业者

 
 
 

 

                

 

 

此外,新闻出版总署(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of China)也有一个受理出版单位及个人违规违法活动的举报部门。据统计,该部门2008年共查处社会举报780件,仅在山西霍宝干河煤矿记者"封口费"事件中处理58人。[6]

总 的来看,以上两个部门的工作属于自上而下对报业进行管理和监督的范畴。中国记协常务副主席翟惠生认为,在职业道德方面,中国的新闻界实行的是“自律与他律 相结合”的长效机制。但是,在以上的宣传教育模式中,“他律”的成分多于“自律”成分,即行政命令的力量大于行业自律的力量。

    200911月,中国记协有关负责人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表示:“明年上半年,将以“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为载体,组织中央和地方新闻单位进行集中学习,开展自我检查和评议,查找和解决在实际工作中违反职业道德的现象和问题,在全国新闻界掀起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热潮。”这种模式颇似西方社会的公共传播运动(Public Communication Campaign,台湾又译“公共宣传”或“公共宣导”)。根据美国学者Rogers Storey 1987年的定义,“公关传播运动”(Public Communication Campaign)是利用媒体、讯息以及有组织的系列媒介活动,在某一时期达成一个受众接受的明确结论。[7] Ronald E Rice Charles K Atkin 2001年认为,从要达到的目的来说,它是一个团体改变另一个团体的信念和行为意图,多用于有争论的主题,比如针对堕胎的传播运动。[8]

通 过对“三项学习教育”的研究,可以将其运行模式归结如下:中国记协针对包括报业在内的新闻界在某一时期突出存在的问题,联合其他相关的官方部门,综合运用 通知、规定等“他律”手段,调动各种宣传媒介,公布投诉电话、电邮等投诉渠道,接受和处理公众对报刊和其他媒体的投诉。这样的宣传教育运动与西方的“公共 传播运动”的相同之处,都是利用新闻媒介掀起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并且以劝服目标人群为目标;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公共传播运动”是由社会组织发起;而中 国内地的这种职业道德宣传教育运动,则是由半官方的协会发起;西方的“大众传播运动”的宗旨,在于反映大众诉求、引起社会重视并敦促官员采取措施;而中国 大陆的宣教运动的目的,在于阻遏新闻界的不正之风。 后者所展示的不是民间的诉求,而是新闻业管理部门的诉求,或者是由新闻管理部门所代表的大众的诉求。鉴于以上三个方面的不同,中国大陆针对行业自律方面的宣教运动可称为“中国式的公众传播运动”(Public communication campaign in Chinese Style)。

3.中国大陆新闻界自律模式评价

中国内地报业的职业道德特点是“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主导的方式是由半官方协会发起的宣传教育运动。这种做法的优点在于:

1.利用官方的力量在全社会、全行业进行宣传教育,权威性强,可以起到实时的效果。

2.由记者协会联合官方部门发起,可以调动所有的媒体资源。为了回应有关部门的要求,各媒体都会推出固定的栏目进行配合,从而形成较大的社会舆论,使这种宣传活动得到全社会的支持。

3.由于是全行业的传播活动(communication campaign),对于典型的投诉案例都会作公开处理,有的还会提交法律部门,效果较好。

这种机制的缺点是:

1. 因为这种机制是以活动为载体,而非日常的长效机制,因此常被社会上理解为“一阵风”,在活动结束或高潮过后,类似新闻界“四大害”的情况就会出现反弹。

2. 在这样体制的长期作用下,报业习惯了从上到下的“他律”,而不习惯真正的“自律”,长此以往,不利于报业自身的职业道德建设。

中 国大陆选择这种方式来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而非采取报业评议会的方式,在中国记协“三教办”督查组的阚敬侠女士看来,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香港实行的是资 本主义制度,主流的本土报业都属于私人所有,不可能由政府发起社会运动来推动报界提高职业道德;而中国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报纸都归国有,业务上 则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门主管。当职业道德滑坡时,中国记协可以联合官方的力量,在全社会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传播运动”,以起到匡正时弊之效。因 为这种活动几乎每年都有,报界已应接不暇,因此基本不会主动地提出成立一个报业评议会。

二、成立报评会的必要性及前景

2002年,郑保卫教授呼吁:“建立监督仲裁机构,强化行业自律机制”,并明确提出组建中国新闻评议会的建议与构想[9],但是至今8年多了,有关部门至今没有任何回应。像《新闻法》“千呼万唤不出来”一样,成立报评会目前尚无任何迹象。但是,从全球的经验和实际工作来看,中国大陆确有成立报业评议会的必要。

1.    专业的报评会在行业自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

根据E. E. Dennis等在《大众传播的恒久话题》一书的观点,美国的媒介批评在历史上形成了三种模式,第一种就是大众标准或社会责任式的批评。批评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官员、新闻界代表和受众。[10]这种形式,在英美国家主要是新闻评议会。

从 全球报业评议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报业评议会成立的宗旨,是在维护新闻自由的前提下,接受公众的投诉,推动报业的行业自律。这一理念来自报业的社会责任论。 在“媒介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报纸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大肆报导色、腥、煽的内容,甚至不惜侵犯个人隐私。如果采取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很容易挫伤新闻自 由,因此需要报业行业间的自律。在这方面,英国报业评议会的选择很能说明问题。

英国的新闻评议会是新闻界本身所发起的自律性组织,经费也出自新闻界。其成立的缘起,在于部分媒体罔顾新闻伦理道德,侵犯他人隐私,渲染不实报导并引起公愤。但是,由于英国政府和民众对制定法令限制新闻自由不予认可,因此更倾向于让受众对媒介施加压力。1946年,英国成立的皇家报业评议会,1953年成立英国报业评议总会(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Press),1963年易名为报业评议会(The Press Council),它在英国可以取代法律诉讼和政府干预。1991年,一个新的报刊投诉委员会(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简称PCC)取代了报业评议会,专门处理公众投诉。2007年,一个特别的调查委员会认为,PCC目前这种报业自律的模式应该持续下去,而没有必要将其转化为一个法定的团体。[11]

英国报业评议会以及PCC的运作经验,证实了David Calcutt 委员会1990年的观点:“非法定的自律,也可卓有成效地运作”[12]2009年,一个名为专门委员会在有关“报业标准、隐私与诽谤”的报告中说:“报业的自我规范要比法定的管制可取得多,因此应予持续。”

香港的报业评议会虽然也未争取到法定的地位,但在媒介自律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据统计,报评会成立十年来,共收到了292宗公众对报刊不满的投诉及438次电话投诉及查询;投诉人次超过了1900人;报评会发出的公开谴责共18次。另一方面,法律改革委员会曾两次建议(1998年及2004)成立官方的报业自律委员会,均不获社会人士支持。对此,香港报评会副主席张圭阳博士认为:“报评会的存在及价值,受到社会上的肯定。至今,报评会仍然是香港唯一接受公众对报刊投诉的非牟利民间团体。”[13]

   2.成立专业的报评会是一个有效的“冲突和解决战略“(Conflict and Resolution Strategies)。

   根 据辩证法的观点,自由报业的编者与读者之间是一对矛盾,它们常会因为利益问题而起冲突。“媒体商业化”使报业这种文化产业越来越像其他企业,更加关注新闻 的可售卖性,而忽视新闻的质量和所承载的社会责任。一些报刊常会打着“公众需要”的旗号,侵犯报道对象的隐私;还有些报刊常常因为对发行量的一味追求,而 刊登渲染色情、暴力的内容,引起读者的反感。因此,在编辑与读者之间,常会产生基于道德观念和新闻理念的冲突。成立报业评议会处理公众的投诉,则是一个编 读冲突的解决之道。

   纵观英美的报评会发展史,处理读者投诉的工作目标都在报评会的发展过程中得到加强。1967年,《路易斯维尔信使新闻报》(louisville Courier-Journal,又译《路易斯维尔快递新闻报》)在美国首家实行读者代表制,雇佣一名读者意见调查员,以监督该报的质量和客观公正性。虽然1973年《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AJR)带头支持成立了全国新闻评议会(The National News Council,又译“全国新闻理事会、全国新闻协会”),但在1984年被“媒体监察人”(Press Ombudsman)制度所代替。如今,美国的情况是地方性的报评会与各报内部的媒体监察人并存。“媒体监察人”是《华盛顿邮报》等部分报纸的称呼,此外,有的报纸如《纽约时报》叫“公共编辑”(public editor),有的叫“公评人”、“报评作家”、“内部评论家”或“传播媒介的评论家”。

 中 国大陆各报没有类似美国的“媒体监察人”,也没有统一的受理读者对报纸内容投诉的管道。《人民日报》总编室在评报会上会将人民网收到的意见传达给参加编前 会的各部门负责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但是,业界一般将其视为增强“报网互动”的一个例子,而不是处理读者投诉的一个管道。因为在《人民日报》 的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会同时选择浏览人民网。因此,报纸的网络版或由报纸建设的网站,只是承担了接受读者投诉的部分功能。

作为中国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是中国报界一个极为特殊的例子,因为它是中国报业中最严肃、最权威的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的代表,被读者投诉的机会不多。而属于“大众化报纸”(Popular Press)的法制类、生活服务类报纸及都市报,则被视为容易产生违反职业精神、职业道德问题的 “四大公害”的载体。因此,当自律公约不能凑效的时候,就需要建立一个类似香港报业评议会的行业性长效机制,

3.成立报业评议会有利于保护个人隐私。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教授认为:网络时代的隐私权有许多新的发展,“凡是个人不愿意对外公开的、且隐匿信息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私人生活秘密,都构成受法律保护的隐私。”“凡是涉及个人不愿为他人知道的私人的生活秘密,不管这些秘密的公开对个人造成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无论这些秘密是否具有商业价值,只要这些秘密不属于公共领域,不是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所必须要公开的信息,原则上都应当受到隐私权的保护。”[14]

由于目前中国大陆尚无一部《隐私权保护法》或《个人信息保护法》,在这种专门的法律空缺情况下,势必造成对个人隐私保护不力的情况。而报刊披露个人隐私,特别是侵犯公众人物的私生活的报道屡见不鲜。在法律保护不力的情况下,报业评议会的介入是一个值得推荐的方式。例如,处理有关报刊侵犯私隐的投诉,位列香港报业评议会三项任务之首。

一个健全的报业评议会,不仅应该处理受众对“新闻公害”的投诉,而且也应重视对报刊侵犯隐私权的保护。中国内地受理新闻媒体投诉的种类,主要集中于行业的不正之风,很少涉及报刊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投诉。如,2009年以来,“三教办”主要受理的是“媒体刊播虚假新闻,记者搞‘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以及利用采编报道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等违规行为”[15]20103月,新闻出版总署设立投诉电话(010-65212787)时,发动群众所举报的“行业不正之风”,也是以上提及的“新闻公害”。[16]郑 保卫教授认为,针对法律鞭长莫及之处,“就需要有一个能够对新闻诉讼进行行业仲裁,并且能够监督媒介机构和新闻从业者实行行业自律的组织机构。当新闻侵权 行为涉及的当事人向其提出申诉时,这个机构可以进行调查和听证,作出调解和仲裁,并监督涉及侵权的媒介机构和新闻从业人员作出检讨,纠正侵权行为,挽回不 良影响。新闻评议会组织就可以承担这些职能和任务。”[17]

相对于报界没有一个自律组织,中国的互联网自律组织却有长足的发展。2004110日,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工作委员会成立了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China Internet Illegal Information Reporting Centre ,简称CIIRC),并设立了举报网站:http://net.china.com.cn,下设举报工作部、监看工作部、社会工作部和综合部4个部门。2006 413日,北京网络新闻评议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以“新闻评议会”命名的媒介批评组织,表明了中国内地的网络媒体对公众投诉的重视。

在北京网络评议会成功运行的基础上,中国记协应借鉴香港报业评议会的运作模式,充分考虑内地社会制度的不同特点,可以考虑首先成立一个“都市报业评议会”,有受理和处理投诉的方式来规范都市报业;在取得初步经验后,再成立一个全行业、全国性的报业评议会。

 



[1] 陈中原:《2010年世界日报发行量前100名排行榜》,《新闻记者》20109):12

[2]包括曾在中宣部工作、现为人民日报研究部高级专家王咏赋先生、中国记协“三教办”督查组的阚敬侠女士、中国报业协会《中国报业总编辑》胡怀福先生。

[3]陈力丹:《<挟尸要价>的公开发表和评奖有悖新闻职业道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940370100kn95.html

[4]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

[5]郑保卫:《建立监督仲裁机构 强化行业自律机制》,《新闻战线》 2002年第8期。

[6]翟惠生:《加强新闻队伍建设的长效重要抓手》,http://zjjx.zjol.com.cn/05zjjx/system/2009/08/07/015732212_01.shtml

[7] Rogers, E. M., & Storey, J. D. (1987). Communication campaigns. In C. R. Berger & S.H. Chaffee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pp. 419-445).Newbury Park: Sage.

[8] Ronald E Rice & Charles K Atkin (2001). Public Communication campaigns. (pp. 5).CA: Sage.

[9]郑保卫:《建立监督仲裁机构 强化行业自律机制》,《新闻战线》 2002年第8期。    

[10]《大众传播的恒久话题》,E. E. 丹尼斯等编,藤淑芬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

[11] http://www.pcc.org.uk/about/history.html

[12] http://www.pcc.org.uk/about/history.html

[13]張圭陽:《香港報業評議會的社會功能》, http://www.presscouncil.org.hk/ch/web_info.php?db=discussion&id=20

[14] 《王利明:隐私权的新发展》,http://www.acla.org.cn/pages/2008-4-29/s44538.html

[15] 广电总局等三部门公布举报电话严查虚假、有偿新闻》,http://www.wenming.cn/2009-04/14/content_16251842.htm

[16] 《新闻出版总署要求禁止“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http://cppcc.people.com.cn/GB/34952/11262677.html

[17]郑保卫:《建立监督仲裁机构 强化行业自律机制》,《新闻战线》 2002年第8期。